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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军:看懂过去,才能看清未来

2021-10-02 06:21:03渝北微事
文本识别吴军:如果我们把历史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发明创造依次罗列出来,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技术和经济的发展,基本是沿着能源和信息这两条主线展开的。我们如果说哪个文明比较发达,一般而言是因为它利用能量的水平比较高。 图片来自“网”

当今时代,我们站在科技的风口浪尖上,目睹着风起云涌的社会巨变。当“人工智能”、“科技创新”、“大数据”纷纷与商业“混搭”之后,质疑、担忧、憧憬、敬畏......人类对于自己创造出的科技文明从未有过如此复杂的感情。

这一次,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对话了刚刚出版了新作《全球科技通史》的吴军博士,和身为计算机科学家、人工智能专家的他一起,叩问科技,叩问智慧,叩问真实。

Q1:您认为科技创新的源动力是什么?

吴军: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我先把“科技”分成“科学”和“技术”,这两个概念还是不太一样的。

科学创新的原动力,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人对自然的好奇,它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目的,虽然很多科学通过技术最后变成了钱,但是在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逐利性,从最早古希腊的科学诞生,以及后来在欧洲科学启蒙复兴时代,这些科学创新的努力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,它是非功利的。

技术和科学不同,虽然两者之间有众所周知的联系——科学创新会导致技术的发明,但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功利驱动的,这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方面有的人做纯粹的技术研发,是为了解决当下面临的某个具体的问题;还有一些人会发现,现有的某项核心技术很有商用潜力,他们会主动地围绕它开发一些相应的周边技术,这样就形成了产品。

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苹果公司,其产品中一开始用到的一些核心技术,例如处理器、多点触控等技术,其实都不是苹果原创的,只是在特定的时间点,乔布斯围绕着这些核心技术进行了周边创新,形成了可以改变世界的产品。

Q2:在您的新书《全球科技通史》中,您提到研究科技史的两条主线分别是能源和信息,是否可以展开解释?中西方的历史沿着这两条主线的发展过程,有什么样的差异?

吴军:如果我们把历史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发明创造依次罗列出来,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技术和经济的发展,基本是沿着能源和信息这两条主线展开的。我们如果说哪个文明比较发达,一般而言是因为它利用能量的水平比较高。

在古代,人类利用能量的主要方式是农耕,到了近代以后,第一次工业革命从本质上是动力的革命,比如蒸汽机动力;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电开启的,一方面带来了新一轮的动力革命,另一方面带来了通讯革命——今天讲的现代通讯是从电报开始算起的;第三次工业革命,主要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。

接下来就是智能革命,实质上也是围绕着信息展开,但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,信息的体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——这种变化类似于人类在动力方面从利用畜力到利用机械动力的转变,影响是很大的。

如果说中西方有什么差异,早期大家利用能量的水平大致相当,但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,坦率来讲,中国利用能量的水平已经比不上英国,所以清政府战败,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。

现在,(国家之间)比拼的更多是信息技术水平。中美贸易战本质上不是商品贸易的问题,而是谁占领信息制高点的问题。

美国更大的诉求是收取知识产权费用,例如:对微软的正版软件进行保护;要求互联网市场开放,允许Google、Facebook等服务进入中国;此外还包括生物制药等等方面。上述这些(竞争)都是围绕着信息展开的,与能量无关。

因而中美贸易战的背后也反映出双方当下的一项重要差异:相比于美国,中国经济很大的成分,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,消费者对信息付费的意愿依旧不足,而这种认知的培养还需要漫长的时间。

Q3: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,您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对于硅谷科技企业的影响?

吴军:简单的答案,是没有显著影响的。相对于传统制造企业,美国科技企业从20年前开始,似乎就没有一家同时在中美两个市场都做到非常成功的,例如Google、甲骨文、微软等等;同样,大部分的中国公司,比如阿里巴巴、腾讯,包括现在的华为,走入美国市场也很难。

所以其实所有的科技初创企业都必须要做一个决定,是想要中国市场,还是想要美国市场。虽然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市场很大,如果你能得到,你才能说市场大;如果得不到,市场就是零——真正办企业的人应该要很清楚这一点。

从目前看,中国的创业还很热闹,美国的创业也很热闹,到目前为止受到贸易战的影响不大,大家各干各的事。

Q4:基于您在硅谷工作生活的经验,您如何评价粤港澳大湾区?相较于世界其他几大湾区,您认为它有没有后发优势?

吴军:首先,粤港澳大湾区的体量很大,这一点很重要。在硅谷地区,包括旧金山以及周边的大部分地区,只有600万人。东京湾相比之下稍大一些,也只有3-4千万人;而仅是中国的广州和深圳两地加起来已经5千万人口。

第二,粤港澳湾区的经济辐射面积很大,腹地很大。对内,粤港澳地区堪称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,但更重要的是,这里在中国整体出口型经济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所以在这里做出一个创新产品后,能够影响的市场范围相对更广阔——不仅是面对本土市场和人口,创造出了国内的人均GDP高地,对世界也较容易产生外向型的影响,这是它的另一个优势。

第三,这里的产业体系比较好。实际上硅谷地区已经没有了传统的制造加工业,而是以IT为主,结构上比较虚拟化,所以在这里做软件创新没有问题,但如果要做实体的产品技术,技术成型后的产品化阶段就相对困难一些。但是,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工业中心,有了技术以后,可以很容易地变成产品和生产力。

第四,粤港澳地区是全中国范围内,一个非常宜居的区域。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。

Q5: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以落成中国的科技创新高地为首要目标之一,您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大湾区还需具备哪些关键要素?

吴军:第一,是人才引进。一提到人才引进,在中国就会想到千人计划,也就是把海外华人引进回去,这是不够的。应该要把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人都引进来,不管是犹太人、印度人,还是日本人、俄罗斯人。

第二,一定要面向全球市场。我们每次说到这事儿,就表扬华为,提醒腾讯和阿里巴巴,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市值再大,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依旧很小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而硅谷哪怕一个20人的小企业,都是一个跨国的、全球性企业。作为一个地区,如果想做世界经济的火车头,就必须面对全球市场,而不只是面对本土市场。

第三,发展本区域独有的、在全球有竞争优势的产业。硅谷最早是依靠半导体发展起来的,这在当时是全世界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产业;相比之下,如果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有了某种产业,本地区只是相对做得更好一些,效果就大不相同。

Q6: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本土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和劣势?

吴军:如果单纯找一两项创新对比意义不大——你永远可以找出很多中国超过美国的创新,或者美国超过中国的创新,你要看的是整个社会的氛围。我们从人和事两个维度来说这件事。

从人的角度,中国人现在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欢科技创新的。硅谷地区并不代表全部的美国。在中国,哪怕到了三线城市,到了西部、西南部地区,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述求多是靠科技创新,而不是传统产业。

从全民的认同来讲,中国比美国好很多,因而也带来两个结果:

第一,从科技创新所需要的基础人才储备层面,中国有很大的基数优势,中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、博士生数量巨大,所以华为能以很高的性价比找到1万人来做一件事儿,这在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很难做到。

第二,从国家层面,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会把科技创新,以及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,作为头等大事来做。

从物的角度,也就是做事情的角度来讲,过去中国做事情比较急躁,急功近利,什么来钱快做什么,这也是为何会出现山寨的原因。

当一个国家,尤其是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,可以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获利的时候,是没有动力去做很长时间的技术投入的,因为不符合经济规律。

而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,创新创业首先不是全民的事,而是个别地区(以硅谷为典型)的一部分人希望通过颠覆原有的市场和技术来改变世界;

其次,美国包括以色列,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,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比中国做的好一些,复制别人的东西法律上的风险比较大一些。

不过,当前国内至少有一部分人认识到经济发展还是需要技术创新驱动。我们可以举出十个、二十个行业,比如新能源汽车、图像识别、5G和IoT、智慧城市等等,中国在资金和人员的投入方面要激进得多,尤其是落在应用领域。

最近的三四年,有一批新的独角兽企业成长起来,相比上一波双创热潮中的团购、共享单车等所谓的“中国新四大发明”,这批新的独角兽是有不少实实在在的技术和应用的,这也是得益于在上一波创业企业的失败案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,中国人还是很善于学习的。

此外,欧美市场,尤其是美国,相比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并购比较多,一个小公司真的做出一个技术,大公司是愿意并购的。这样就会有一批小型公司,虽然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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